1956年，在郭沫若、吴晗的强烈要求下，国家同意了挖掘万历皇帝的陵墓，在打开棺材后，出万历皇帝的龙袍遇见空气后，慢慢变黑，珍贵文物也受到了伤害平台配资，自此以后，国家再也没有主动发掘帝王墓。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遗憾，也是中国考古学从稚嫩走向成熟必须吞下的一枚苦果。
把时针拨回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彼时的新中国正如朝阳般升起，文化界的大师们也对脚下的土地怀揣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探索欲。
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与明史名家吴晗，心头萦绕着一个强烈的执念：那部在那场大火中不知所踪的文明瑰宝——《永乐大典》，是否就静静躺在明代皇陵的深处？
正是这份希望用实物印证史籍、寻回失落文典的渴望，促成了发掘明长陵的提议。然而，步子迈得太大，争议随之而来，当消息传到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和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耳中，震惊远大于惊喜。
在那个并未留下太多影像资料的夜晚，吴晗那间简朴的客厅里爆发了一场关乎历史命运的激辩。郑振铎的情绪异常激动，他甚至难以控制颤抖的手指，抛出了一个极其形象却又令人心碎的比喻：当下的技术手段，去发掘皇陵，无异于“在疾风暴雨中试图保存一堆干燥的羽毛”。
展开剩余76%当时的中国，文保科学才刚刚起步，面对大规模有机质文物的保护技术几乎是一片空白，连最基本的化学稳定剂都难以供应。
但历史的巨轮一旦启动，惯性巨大，作为折中方案，规模较小、看似稳妥的万历皇帝陵寝——定陵，最终成为了这趟冒险之旅的“试验田”。
遗憾的是，当时被批准组建的“考古队”，从今天的视角看，简陋得令人捏把汗。没有恒温恒湿的现代方舱，没有隔绝空气的精密设备，冲在一线的不仅有学者，还有许多临时招募的当地农民和工人。
他们凭借的，更多是一股子改天换地的热血，手里握着的仅仅是探铲、铁锹和依靠经验摸索出来的土办法。
1956年春，随着一声令下，定陵沉睡三百年的封土被一层层剥开。这是一场漫长的拉锯，历经两个寒暑的艰苦挖掘，考古人员终于在地下数十米处，站在了地宫那两扇厚重的汉白玉石门前。
随着顶门石被艰难撬开，那一道尘封已久的缝隙里，不仅涌出了积攒了三个世纪的霉味与寒气，更开启了一场不可逆转的灾难。
当数道手电筒的光束刺破地宫的幽暗，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窒息：汉白玉棺床上，万历帝与两位皇后的棺椁巍然停放，四周堆满了金银玉器、成卷的锦缎和生动的木俑。
那一刻，时间的流速仿佛被拨快了无数倍，那些在极度缺氧、恒温恒湿的地下环境中安然度过了几百年的丝织品和纸质文献，一旦暴露在流通的空气中，毁灭便开始了。
令人心痛的一幕发生了：最先映入眼帘的明黄色龙袍和织锦，在光线照射下显得流光溢彩，但在短短十分钟内，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剧烈的物理化学反应。
原本鲜亮的色泽迅速黯淡、发黑，紧接着开始卷曲、脆化，轻轻触碰便化作粉尘和飞灰。与此同时，万历皇帝金丝翼善冠上原本光洁的珍珠和宝石，因为湿度骤变开始纷纷脱落；皇后凤冠上那曾让后人惊叹的“点翠”工艺，也在氧气的侵蚀下迅速变黑，失去了翠鸟羽毛特有的灵动光泽。
这场悲剧并未随着发掘工作的结束而终止，那三千多件历经劫难出土的文物，因为没有专业的博物馆存放，被匆匆转移到了几间简易的砖瓦平房里。
那里夏天如同蒸笼，湿气弥漫；冬天又冷若冰窖，干燥开裂，这种恶劣的保存环境，对脆弱的有机质文物进行了二次伤害。
更为荒诞且令人扼腕的是，在随后那个特殊的动荡年代里，万历帝后的三口金丝楠木棺椁，竟然因为认知局限，被当成了普通废旧木料被废弃处理，最终不知所踪；而几具原本极具人类学研究价值的帝后遗骸，更是遭遇了粗暴的毁坏。这无疑造成了中国考古史上无法填补的断层与伤痛。
定陵发掘的种种惨痛教训，如同一记响亮的警钟，彻底震醒了当时狂热的考古界。看着那些本该传世的国宝毁于一旦，曾经满怀学术理想的推动者们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反思。
正是基于这次血的教训，郑振铎、夏鼐等学者以无比沉痛的态度再次上书，力陈利弊。这份泣血的报告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1965年，当关于发掘唐乾陵的建议再次浮出水面时，总理果断作出了“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的批示。
自此，“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成为了中国考古界恪守至今的一条铁律。往后的岁月里，无论面对多大的诱惑，考古工作始终坚持“抢救第一、保护为主”，不再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去惊扰那些尚未有能力保护的地下遗存。
如今，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万历皇帝的金丝翼善冠和皇后的九龙九凤冠时，眼前的光华其实来自国家级工艺大师的巧手复刻，以及依托现代科技建立的恒温恒湿地下文物库房。这些后来补救的成果，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段交织着热情与鲁莽的往事。
它让后人深刻铭记：对历史最大的敬畏，不仅在于探索的勇气，更在于懂得克制与等待，在于承认我们在时间面前的渺小与无力。
信源：新京报——明定陵：帝陵文化的探秘与惋惜
发布于：河南省盛鼎管理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